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一直以音乐人的“家”自称；而现在，许多音乐人正与“著作权法修改草案”和这个“家”作斗争。 (CFP/图)

　　不卖不行

　　A是位作曲家。B想花一万元买A的一首歌的使用权，A不卖，自己把这首单曲出版了。

　　三个月后，B只付给了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(简称“音著协”)2000元，就“在法律保护下”，名正言顺地使用这首歌。

　　A要跟B打官司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(修改草案)》(简称“草案”)规定，A不会打赢。

　　虽然“草案”第72条规定，侵犯著作权或者相关权利的，要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，判决给予100万元以下赔偿，但事实上所有的侵权都可以不构成“侵权”。因为按第73条对侵权范围的界定，只要B去“音著协”备案，并按“音著协”的规定缴费，就可以用该条文中的“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”被排除。

　　A要跟“音著协”打官司，也不会赢。按照“草案”第60条规定，除非A书面声明作品不让“音著协”管理，否则他的作品天然受其管理。

　　即使A发出书面声明，也赢不了与B的官司。因为按第70条规定，B只需按照“音著协”规定的价格支付报酬，就可以对A“不承担赔偿责任”。

　　A无奈，想拿B付的2000元了事，也不可能，因为A没加入“音著协”——虽然他的作品被天然加入。

　　不加入不行

　　为了拿到这2000元，A被迫加入了“音著协”。

　　加入“音著协”不费事，也不费什么钱。A只需和“音著协”签订书面协议，把自己的音乐作品详细信息列成表寄给“音著协”，就算正式授权。

　　在协议中A要作出书面承诺，保证递交的音乐作品都是自己原创的。但在此过程中，A无需出示任何证件，只要邮递自己的身份证复印件即可——复印件的用途，是由“音著协”帮助办理一张中国建设银行龙卡，来领取“音著协”发放的报酬。这张在北京开户的龙卡是惟一的领取途径——异地取款者的手续费，自然要自己承担。

　　就算这样，A还拿不到这2000元。因为2000元本身，也是个“虚数”。

　　2000元为什么是个“虚数”

　　“草案”第50条规定，按“市场价格”或“有关部门制定的付酬标准支付”。

　　市场价格和标准支付是什么？“音著协”的官网上，按照复制权、表演权、广播权、信息网络权做了明文规定。

　　以现场表演为例，付费公式为“座位数×平均票价×4%”。但是“音著协”如何得知座位数、票价和表演次数这些信息呢？

　　“音著协”官网2011年11月4日发布的“分配通知”中说：“所有分配都是根据使用者提供的使用清单，计算出每首歌曲对应的使用费。”

　　也就是说，B报多少就是多少。

　　有时“音著协”也会派人盯着代理作品的使用情况。比如演出，条件允许时他们会设地方办事处，派人盯着录像。但大多数时候，演出信息都是按照B报的数字来。

　　“音著协”2012年2月23日的“分配通知”里专门提到：“因为中央电视台提供的作品使用清单有很大的遗漏，协会正在进行大量的基础资料补充工作。”

　　“音著协”会定期给A邮寄“分配金额和使用明细单”，但明细单上所列的项目毫不“明细”，只有使用者、使用名称、扣税、实付金额和一些编号。大部分扣税为零，因为绝大多数实付金额没达到扣税标准——至于使用者究竟把A的音乐翻唱了多少场，刻录了多少张，A从“明细”上完全看不出。如果A要看到这些“明细”，需要再向“音著协”申请。

　　音乐人王晓锋就曾向“音著协”分配部负责人公开提出要一份“真正的账目明细”：谁究竟付给了“音著协”多少钱，“音著协”扣除所述的“20%管理费”，然后才是词曲作者应得的费用。但此后补寄给他的“明细”，和他之前收到的一模一样——没有作品被录制、使用的数目，也没有表演场次。

　　王晓锋再次向“音著协”分配部索取“真正的账目明细”，对方回答：账目来源太多，工作量太大，给你一个明细单“不现实”。

　　如果B瞒报，由B负责，A可以取证；但A可能并不能清楚知道究竟有多少以及哪些使用者，所以对A来说比较难。

　　比如演唱会的收费。“音著协”细化了现场表演的收费，但词曲作家李广平告诉南方周末记者，目前全国每年的演唱会多达十几万场，“音著协”很难收到作品使用费。

　　音乐人陈小奇告诉南方周末记者，演出商付了钱但权利人收不到的案例，“绝对真实”存在：北京某大型演唱会理应缴纳2.5万元的作品使用费，经过谈判协商只缴了5000元，另外给了“音著协”1万元的演出票。“票是给谁的？账面上看不到。”

　　如果A的作品被酒店、飞机、酒吧等当作背景音乐，属“机械表演权”，A拿到的这部分报酬也是笔糊涂账——在2012年2月23日的“分配通知”里，明文通告这些使用费“没有使用清单”，标准“根据会员在协会的收益，针对全体会员进行”。这句话怎么理解呢？

　　“音著协”的回复是，一般根据作品在出版、网络及其他可以明确统计的使用途径中，被使用的频率来衡量。使用频率高的，类推在背景音乐中使用率也高。其中一个重要指标，就是A的作品在“音著协”的收费抽样数据；但这需要“连续几年的一个数据”。比如说三年以内的数据就是不精确的，这也会影响到权利人A的收益。

　　至于“音著协”最后给了A多少，B也不知道。

　　因为A的“明细”，“音著协”只向A单向告知——“分配通知”规定，只会告知“作品被使用的会员”。

　　中间的差价

　　A想知道自己应该拿的到底是不是2000元，确实很费力气。那案例中为什么要援引“2000元”的说法？

　　2008年，国内“十三月”唱片公司老板卢中强经过调查，才得知其签约歌手万晓利的作品《陀螺》被“音著协”以两千多元的价格卖给歌手李健翻唱。调查的方式是询问李健当时的唱片公司。卢中强与“音著协”联系，“音著协”表示会给他们钱，卢中强给了账号，但从2008年至今，没收到一分钱。

　　买卖差价理论上就是管理费和税费。两千多元的税是明的，“音著协”会员部客服告知南方周末记者，管理费“最多不超过20%”。这单案例能找到A、B双方，付出和所得的差额一目了然。即使是这么一笔简单的账，2012年卢中强再次致电“音著协”，想得知万晓利就这一单究竟应得多少钱，对方还是没能给他答案；何况绝大多数情况是，一笔笔账目混在了一起。

　　“音著协”公布的2011年协会许可总收益“再创新高”，较2010年增长30.69%，达人民币8889.31万元。其中表演权收益4378.89万元，广播权收益2025.61万元，复制权收益815.66万元，网络收益1107.08万元，海外收益562.07万元。

　　这些账目庞大而且有零有整，但为什么A们没有这么清晰的账目呢？

　　如果此时，A想通了，赌一口气要退出“音著协”。A也不可能马上退会——“音著协”规定，会员退会，必须在其收到退出通知一年后生效。也就意味着其将保留作品代理权一年。